不畏权贵，强势谏诤
汴京城内权贵遍地，京师治理积弊颇多，包拯权知开封府期间，雷厉风行，以强硬手段去除积弊，提高开封府行政效率。如惠民河堰塞不通，每年春夏之际多内涝。包拯了解到河塞原因乃中官、势族等权贵在河上“筑园榭，侵惠民河”所致，故悉令毁去。有中贵人持伪造地券“自言地契若此”，仗势抵制损毁自家亭榭。包拯以开封府所存原始地契验证其为“伪增步数者”，最终审验劾奏中贵人而毁其亭榭。
知谏院期间，包拯“数论斥权倖大臣”，如四弹国长张尧佐至今传为美谈。张尧佐乃张贵妃之伯父，一日之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、淮康军节度使、景灵宫使、群牧制置使等四职，“制命一出，中外惊骇”，包拯强谏希望宋仁宗不要“私于后宫”，而“以祖业为重，以天下为意”，张尧佐最终未能如愿。张贵妃终不甘心，时过境迁，再次请求宋仁宗，包拯再次谏诤，成功遏制之。
张尧佐除宣徽使，以廷论未谐，遂止。久之，上以温成故，欲申前命。一日，将御朝，温成送至殿门，抚背曰：“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。”上曰：“得！得！”既降旨，包拯乞对，大陈其不可。反覆数百言，音吐愤激，唾溅帝面，帝卒为罢之。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，知拯犯颜切直，迎拜谢过。帝举袖拭面曰：“中丞向前说话，直唾我面，汝只管要宣徽使，宣徽使！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？”
包拯谏诤之急切，宋仁宗纳谏之狼狈跃然纸上！嘉祐年间，包拯再任监察官，迁御史中丞，责任更重，但他不畏权贵、不怕触怒皇帝，充分发挥其监察职权。如三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所辖区内豪民房产、宋祁在蜀“宴饮过度”，前后二任三司使皆因包拯弹劾而罢免。不仅如此，包拯还“常自至中书，诟责宰相”，甚至多次上奏皇帝请立东宫，导致宋仁宗极度不满，责问到“卿欲谁立？”
包拯回答说：“臣不才备位，乞豫建太子者，为宗庙万世计也。陛下问臣欲谁立，是疑臣也。臣年七十，且无子，非邀福者。”可见包拯一心为国、善于谏诤，在立东宫这一久而未决的敏感问题上，不仅打消了皇帝的疑忌之心，且使其接纳了自己的建议。正是因为包拯出色的为政能力，使得“权贵为之敛迹”，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，从而成为宋仁宗朝吏治清明的重要助力。
明察秋毫，洞察细微
作为“能吏”的包拯，还表现出极其出色的办案能力。早在包拯出任天长县知县时，就遇到一个著名的“牛舌案”：有农人家牛舌被割，主人诉至知县包拯处。因宋律严禁私自屠宰耕牛，包拯密令牛主人回去把牛杀了。很快有人告发牛主人，而包拯责曰：“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？”利用疑犯的心理动机，包拯轻松破获了这起疑案。皇祐二年（公元1050），包拯任知谏院，有医家子冷青自称皇子，称其母尝在宫掖，有妊乃出而生冷青。
权知开封府钱明逸“以为狂，送汝州编管”，开封府推官韩绛认为判刑不当，易导致蛊惑视听，朝议认为应该迁至江南。包拯经过大量走访，察知真相：冷青之母曾在宫中执役，出宫后嫁冷绪，先生一女，后生儿子冷青。宋仁宗无子，朝廷内外议者纷纷，冷青冒充皇子，混淆视听，极易引起动荡，故包拯最终判处冷青死刑，果断终止这一闹剧，充分彰显了其“能吏”本色。包拯在当时、后世都获得了诸多赞誉，如宋仁宗称赞其“卿风力峻明，器怀端亮，伏谏于陛，屡形药石之忠，秉宪于朝，一屏奸邪之气”。
时人将之与欧阳修等并列称“嘉祐四真”，对其极其推崇。宋代的包拯是一个真实、丰满形象的显宦能吏，但他不是万能的，有优点也有缺点。如目前史料中保存下来包拯所判的十个案例中，就有“杖脊猾吏”和“盗贼伤人”两个乃误判案例。可见包拯并非“完人”，他同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法官员一样偶有失误，也曾为吏所欺。总之，宋代的包拯有诸多值得称赞的优点，亦有失误、缺点，史料对其记载有褒有贬，是一个真实、丰满的封建官僚形象，属于宋代完备官僚体制下一个显宦、能吏、廉吏。
神话包拯，青天转世
宋元之际，关于包拯断案戏开始出现，其中南宋末期关于包拯断案的话本初步兴起，如《合同文字记》《三现身包龙图断冤》，包拯形象开始戏剧化、神话。但此时的包拯基本属于“尾巴式人物”，只是在最后断案时作为判官的形象登场，着墨不多。到了元朝，因吏治腐败，百姓日益期盼政治清明，渴望“青天”出现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于是一大批包公断案戏流传开来，形成了所谓的包公“清官”现象。
包拯也迅速成为我国最著名的清官，包拯的形象开始被突出、被神话，甚至逐渐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力。这一点从元杂剧《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》较宋话本《合同文字记》中多出刘大妻子骗合同文字和刘安住诈死两个情节可知。它一方面使矛盾更加尖锐，增加了办案难度，另一方面凸显了包拯的智慧色彩，是宋代话本向元代杂剧发展的典型体现，也是历史人物“能吏”、“廉吏”包拯向戏剧化人物“清官”包拯、“包青天”转化的关键时刻。
“清官”一词，大致是指清正、廉洁的官员，最早大概出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但当时是指地位清贵、事务清闲的官员。如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注文引《会稽典录》载其子虞耸：“在吴历清官，入晋，除河间相。王素闻耸名，厚敬礼之。”而具有清正、廉洁官员含义的则是“循吏”一词。如《史记》首创“循吏列传”，记载的即是先秦时期公正廉洁的官员。
《金文最·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》载：“吏有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，世称曰廉。才足以经济，智足以决断，世称曰能。奉法遵职，履正奉公，世称曰循。明国家之大体，通古今之时务，世称曰良。”即封建正统史学中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良吏、廉吏、能吏、循吏，基本是元明清时期“清官”的含义。大概是在宋元之交，从民间到官方正式史书中，“循吏”一词逐渐被“清官”所取代。
明清时期，包公故事在说唱文学、书判体小说、文言笔记体小说、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等方面拓宽开来。如明代成化年间有《包龙图公案词话》收录八篇有关包公的故事，其中包括宋仁宗认母案、曹国舅案、白虎精案等，对包公生活经历、言行举止着墨较多，又强化了包公与皇亲国戚及豪强势要的尖锐斗争，一个不畏强权、为民请命的“清官”形象由此出现。
在民间艺人及文人加工创作基础上，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《包青天奇案》。清代又出现了章回体小说《龙图耳录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包公案》等。神秘的、超现实的色彩更加浓厚，一个日断阳、夜断阴、为民除害的“包青天”形象被充分塑造出来，形成我国历史上特有的“包青天文化”。
结语
包拯曾经写过一首名为《书端州郡斋壁》的诗：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做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兔狐悲。史册有遗训，毋贻来者羞。这首诗，可以说正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。现代包公作品层出不穷，包拯刚正廉明、不畏权贵、为民申冤、日审阳夜断阴的“清官”形象逐渐深入人心。
参考文献
徐松辑，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
脱脱，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
包拯，《包拯集校注》，黄山书社，1999年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